在美、中之间的人工智能(AI)战争中，谁才是赢家？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但是答案往往不是太简单就是太复杂的问题，而且双方会分别因为特殊目的将焦点模糊化；中美贸易战以及蔓延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更是为这个议题添加了进一步复杂化的元素。

在美国，人们广泛认为中国已经在AI技术领域抢得先机；然而加拿大滑铁卢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CIGI)暨美国夏威夷东西中心(East-West Center)资深研究员Dieter Ernst撰写的最新研究报告，可能会让这个想法受到挑战。Ernst透过他对中国的社会、历史以及产业之了解，提供了不同层面的答案。

对于全球科技产业来说，中美贸易战可以说是横在全球科技发展的“绊脚石”，尤其是在人工智能(AI)领域，所带来的是阻碍创新，以及损害所有投入AI技术开发的人们之前途。为此，《EE Times》特别邀请到Dieter Ernst与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

Ernst最近完成了一份长达70页的的研究报告──《人工智能芯片之争：中国在科技战中遭遇的挑战》()，由CIGI正式发表；他在2019年前往中国进行实地调查，探索当地AI芯片产业的发展现况，并以他对中国之了解，从不同层面分析了中国AI产业的前景以及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关系。

我们已经认识Ernst一段时间，他先前曾针对中美之间贸易与科技关系发表过不少。这一次我们的对话聚焦于中国研究人员以及当地业者，对于像是Ernst这样的外国学者之态度转变，以及美国升高对中国之技术限制所带来的后果。而我们在谈话过程中始终留意着，美国与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下一步，将会对全球科技产业带来深远的影响。

东西方学术交流受到影响

EE Times：我注意到在过去18个月来，采访中国业者的难度越来越高──特别是那些开发AI芯片的公司；其中有部份业者直截了当告诉我们，在西方媒体上曝光只会带来麻烦。他们通常说：“现在不是时候…没有必要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你遇到的状况如何？

Ernst：跟我早期(许多年前)在中国进行实地研究的情况比较，我很惊讶最近当地的公司以及政府机关更不愿意接受采访，而且特别抗拒外国人加入。这显示中美贸易与科技战升温，已经让客观的实地研究变得更困难。

EE Times：这不是好现象…那么你是如何克服障碍？

Ernst：我在2019年4月和11月曾经受邀前往北京、上海以及杭州的顶尖大学针对我的研究题目发表演说，这应该是有帮助的。我的那几场演说听众很多，也在问答时间以及会后的私下讨论中获得了一些独特的见解。与我交换过意见的中国听众都非常忧虑美国对技术出口与签证的限制，会扼杀高度全球化之AI研究社群中的知识交流与创新。

突如其来的贸易战

EE Times：还有什么其他让你感到惊讶的事情？

Ernst：我知道中国一直以来都有考虑到未来发生美国限制技术的风险，也试图寻找替代来源。但在访谈中，让我惊讶的是无论中国政府或是当地AI产业的关键业者都有一些措手不及。尽管他们曾经沙盘推演过各种“战争”场景，大多数业者(包括那些在政府一级名单中的业者)对于突如其来的中美贸易冲突与科技战，都没有最好准备。

EE Times：你认为那些AI领域的技术限制让中国业者特别措手不及？

Ernst：能提供更高算力与储存容量、同时降低功耗的先进专用AI芯片。我一次又一次被告知，那些会使用先进AI芯片的公司基本上都在快速发展的路径上，技术的演进是持续不断的，而且是快速、相辅相成的。中国几乎只靠美国进口这类先进AI芯片(用于训练)，两国之间的贸易战阻断了中国业者取得这些对AI产业成功十分关键的芯片来源。

EE Times：在你的研究报告中，让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是，你形容中国的产业界与学界在AI研发方面的“互动有限”。你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Ernst：传统上中国的创新体系一直受到多重“脱节”(disconnect)的限制。包括学界与产业界之间的脱节、“民用”与“国防”产业间的脱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脱节，还有不同创新战略模式之间的脱节。

EE Times：你怎么看这种各自为政的现象？

Ernst：在很大程度上，这反映了中国很晚才加入全球高科技产业创新竞赛的现实；此外中国也还得因应苏维埃规划体系的遗毒以及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破坏性效应。因此，中国的研发活动仍被局限在公家单位(包括中央与地方)内部，而企业多被设定为纯粹的“生产单位”，没有足够的研发与工程能力，在营销与策略规划方面也没有发挥作用。尽管有很多在市场与组织改革方面的努力，中国在强化产业界与(公家)学研界之间的知识交流方面，还有一段路要走。

EE Times：然后还有众所周知的、方向错误的中国专利政策。

Ernst：事实上， 中国的专利策略仍然主要专注在增加专利申请案的数量，一旦获得注册，就似乎不太关注那些专利的状况。更重要的是，在能够达到高引证(citations)的专利识别、开发、维护以及质量的改善方面，并没有明显的作为。

没有其他的全球知识来源？

EE Times：所以在你看来，中国的AI技术发展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Ernst：中国创新体系的分散化突显了中国AI发展的一个基础性困境；在中美贸易战爆发前， 中国AI业者在能够反映他们竞争优势的领域创新，透过当地数量庞大的低人力成本大学毕业生来开采巨量数据库，专注于在中国快速成长的大众化AI应用市场竞争。中国在国际贸易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深度融合，提供取得全球知识来源的充足机会，让这种策略成为可行；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业者能仰赖外国技术，不需要投资内部的基础性与应用研发，就能繁荣成长。但随着美国升高技术出口限制，这些业者要取得相同的收益就越来越困难。

EE Times：我们刊登了之后，有几个中国产业界的高层响应，他们同意中国是被李开复的著作误导了。李开复认为中国应该要利用其“大数据宝库”，在较低成本的AI应用大众市场上领先；但显然许多追随这种策略的中国公司方向错误，因为它们开发的AI应用利用了过时的神经网络，但同时间AI的基础研发仍然在世界其他地方继续演进并快速发展。此外我也常听到，中国政府收集大量的安全监控数据，但并不一定会将这些数据分享给私人企业，或者也不一定要标记这些大数据；你是否有听到类似的说法？

Ernst：在我们的非正式采访中，妳提到的这些观察很常见；在中期时间内，中国似乎面临双重困境。首先是中国的数字平台领导业者，快速采用了与Facebook类似的数据私有化方法，他们现在能很熟练地控制大数据数据集的货币化，而且与他们的美国同业一样毫不留情。此外如同妳说的，中国政府(或是党)维持对大量安全监控数据与因特网内容审查的独家掌控权；这两者构成了爆炸性的混合，随着时间流逝，可能会扼杀中国的AI创新，以及AI的标准化与治理。

EE Times：你的报告内容还有一点让我有些惊讶，就是中国数字平台业者如百度、阿里巴巴等的AI投资也是以AI应用为导向；这是什么原因？

Ernst：我的报告主要是聚焦在AI芯片的研发；要了解中国在AI领域的实际地位，我们确实需要对于所谓的BAT (百度、阿里巴巴与腾讯)还有华为、联想等公司进行的AI应用与基础性研发优先项目，进行深入的研究。例如阿里巴巴旗下的研究机构“达摩院”专注于AI算法，包括在语音识别、自然语言理解、数据探勘、智能城市、智慧机器人、工业物联网等方面的应用；百度的研发焦点则是自动驾驶车辆与运输系统、自然语言处理框架以及高性能运算。

EE Time:：所以你的研究报告要为美国产业界传达的最重要讯息是什么？对中美两国的产业界与政府的影响为何？

Ernst：是时候该接受美国这个世界最强大国家，无法再以一己之力主导AI与IT技术的创新步伐；美国若要重新获得稳定、可预测而且更能公平分配的贸易收益，应该要回归一种促进而非破坏国际贸易规则的政策。当前美国政策所造成的巨大损害，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修复。毫无疑问，美国商务部与贸易代表处应该要打击智财权、商业机密、政府采购等方面的不正当手段，无论这些行为是在中国或任何地方发生；但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与私人领域应该要共同努力发展并实施国家策略以升级美国的创新体系，才能从有利的位置来因应中国的创新战略挑战。

反过来中国则需要重新思考，他们的AI如果要取得进步，唯一的方法是在与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的关系中寻求零和(zero-sum)竞争策略，中国应该要透过像是强制授权(compulsory licensing)、网络安全标准与认证以及严格的政府采购政策等，提供外国业者免被“强迫技术转让”的保障。简而言之，基于粗暴的“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之科技战争，正威胁AI领域全球知识共享的文化，无论是“美国优先”教条或是中国以“防火墙长城”宣告网络主权，都会造成相同的苦果。

(原文发表于ASPENCORE旗下ESM姐妹媒体EETimes，参考链接 ： ，编译：Judith Cheng)